笔者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财政风险较高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法律约束与道德约束的不足加大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财政风险，目前我国各地大规模推进PPP项目容易产生财政风险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在推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过程中进行财政风险监管的重要性、紧迫性，归纳、总结了我国现行PPP政策中财政风险监管的现状及问题，认为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缺乏可执行的操作指南和细则，现有规则难以用于指导实际工作、缺乏硬性约束条件和量化的风险控制指标等难题。笔者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从建立各级政府专设PPP管理机构和人员，有效监控财政风险，建立科学、全面的PPP项目财政风险监管技术与方法，建立PPP项目财政风险监管业务流程和管理制度，建立PPP项目风险合理的公私分摊机制，管控政府财政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我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财政风险监管的政策建议。
笔者以中国沪深两市1997—2012年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归并Tobit模型和相关随机效应Probit模型，考察了地方财政刺激政策对A股上市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刺激对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性；股票市场状况与货币政策变量对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了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前述结论依然成立。这表明扩张性的地方财政政策在中国制度背景下助推了企业的加杠杆行为，形成了一个系统性风险的放大机制。因而今后在制定财政刺激计划时，不仅要关注政策的刺激效用，而且还应考虑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趋弱，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支出对就业具有重要影响。笔者采用2007—2013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出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滞后一期财政支出规模对就业具有正向影响。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差别较大，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技术支出只在当期内对就业有正向影响，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的长期正向影响显著。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稳就业、调结构”的目标，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支持，提高教育、技术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改善教育支出结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缴费体制。
为了给特许经营的发展提供一个能动性的法律框架，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在对特许经营进行立法规制的过程中如何将特许经营的特征与公共采购法律规制相融合是一个关键问题。理论研究表明，明确界定特许经营的概念、厘清特许经营与公共采购合同之区别、选择适合的立法模式、澄清不同法律之间的协调适用规则、强调规制规则的灵活性、扩展规制环节应当是在立法规制过程中被重要考量的政策问题。虽然欧盟公共采购法律制度具备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立法经验仍然值得中国借鉴。特许经营本质上对价为在于开发权利或开发权利与报酬的结合。特许经营与一般公共采购合同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私人部门实体在合同履行阶段承担了运营风险。特许经营规制的灵活性规则应当注重赋予采购人裁量权，仅在必要时进行适当限制。特许经营规制环节不应当局限于合同授予环节，而是应当向前扩展至采购需求确定环节，向后扩展至合同履行环节。
长久以来，非正规金融机构和正规金融机构是两种并存的金融组织形式。近年来，大量非正规金融组织在农村涌现，其流动性风险逐渐累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是否会传染到正规金融机构，传染的可能机制是什么？笔者基于存款者视角，构建了全局博弈模型，分析非正规金融机构流动性危机向正规金融机构传染的机理，即非正规金融机构流动性危机的发生使得“悲观”的存款者变得更为悲观，但危机发生有助于“乐观”的存款者识别对方的悲观程度，这种态度改变及其学习效应影响了存款者在面对正规金融机构时的博弈策略，最终导致危机的传染。笔者进一步用案例证明了这一结论。基于此，无论政府还是正规金融机构均有必要防范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改善既有的农村金融监管质量具有参考意义。
众所周知，“政府印钞”是缓解危机时期国民经济持续下行的有效手段，它对于创造有效需求，提振本国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货币超发与泡沫激增、通货膨胀时常如影随形，“政府印钞”的后果究竟是良药苦口还是抱薪救火俨然成为一个颇为值得商榷的问题。针对现实中“货币超发导致居民消费物价上涨”的论断，通过考察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受货币发行因素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居民消费物价与货币发行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分析结果并不能反映出货币发行引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笔者认为央行的货币发行是顺应物价波动的调控行为，不会对物价产生影响；居民的现金交易行为对物价的影响总体有限。从现金投放与消费物价指标的继起关系看，货币发行的增减与物价变动存在一定规律性，但是货币发行的变动滞后于物价波动，说明现金投放作为央行的政策调控手段，通常是应物价变动而改变，政策本身不会过多干预物价的波动。
笔者考察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12年季度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规模具有正向影响，而且对于民营控股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宽松度提高能够强化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并且这种强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在投资效率方面，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过度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对投资不足具有负向影响，而且对于民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宽松度提高能够强化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并且这种强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
目前，国内外虽然有大量文献研究了股权激励，但多集中于动机方面，形成了二元固化思维，局限于股权激励福利动机、激励动机认识。前期，我们从声誉机制角度研究探讨了股权激励，发现了股权激励声誉效应可以产生声誉收益，这一发现使得一些净现值为负的股权激励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股权激励的声誉机制，并首次建立了理论框架。此次，笔者通过2007—2014年A股样本，发现股权激励存在声誉效应，股权激励带来的增量信息和增量声誉，能够获得资本市场信息中介的认可，显著吸引更多分析师的关注。这种声誉效应使得一些股权激励决策在净现值为负时仍存在实施的可能性，为股权激励决策声誉效应理论补充了关键证据。笔者这一重要理论创新适逢其时，在国企改革的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也进一步提出了政策建议。
笔者将机构投资者分为本外地机构投资者、长短期机构投资者，研究了具有不同地缘优势和投资期限的异质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税务激进行为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本地机构投资者和长期机构投资者对其持股上市公司的税务激进行为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这些上市公司税务激进行为更积极，实际税负更低，账面税收差异更大。本地机构投资者和长期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税收经营活动的影响存在同样的治理偏好效应，本地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公司的税收经营活动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有助于促使公司节约税收成本，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重视对新兴市场在全球价值链及增加值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研究。笔者在系统梳理新兴市场与全球价值链的现有文献基础上，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研究发现：（1）因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及巨大的需求市场，新兴市场是全球价值链兴起和发展的基础，并且为其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2）虽然新兴市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已经很高，但是基于产品、行业和企业层面的研究均显示新兴市场出口的增加值率很低，加工贸易比重较高，且服务贸易含量低，这导致其在世界增加值贸易中的份额较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亟待提高。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以加快新兴市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进程。第一，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特别要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以提升出口的服务含量。第二，实施全球价值链导向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培育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竞争优势的环节。第三，深化优惠贸易协定，建立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分层次的经贸合作体系。
以创意为核心的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创意经济正在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如何为创意进行合理定价是这种极富稀缺性的要素得到有效配置的关键。创意的鲜明特性决定了创意的定价缺乏有效的直接交易市场，同时又有别于普通的知识要素而不能直接引用“杨—黄”间接定价理论模型。笔者通过引入交易风险和知识产权收益两个因素，建立了改进型的间接定价模型，研究了作为均衡结构的自给自足和企业分工的存在条件。研究结果显示，不确定性和知识产权收益对创意交易定价的一般均衡结构均有着重要影响：当创意的交易风险降低时，创意的市场组织均衡结构会出现一个从自给自足到分工结构的跳跃；当知识产权收益足够高时，创意者可能做出放弃剩余索取权转而换取创意的知识产权，即选择成为分工体系中的雇员。因此，笔者认为，加强创意的知识产权保护，且有效配置创意的知识产权，是提高创意者的创造积极性，进而引发万众创新局面的关键因素。
企业家责商包括企业家社会责任维度和个人责任维度，属于价值观判断和意识形态的范畴。笔者通过对587位企业家的问卷调查，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发现中国组织情景下企业家责商量表包括八个维度：自度度他、民族产业与物质文明、客户价值与生产效率、企业发展与生存、富泽身边人、悲悯他人与社会和谐、影响政治与打造信仰、获取资源与赢得财富。我们基于该量表的因子得分进行企业家聚类分析，得到企业家群体的七个类型：民族振兴型、失责淡漠型、富泽他人型、客户至上型、自度度他型、生存导向型、资源整合型，将这七个类型的企业家群体与企业类型、企业家类型进行对应分析发现，七类群体与对应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及其结论在理论方面对以往的四维度金字塔范式和利益相关者范式来说是个有益的补充和调节，在实践方面为中国企业家提供基于责任的价值观坐标和精神坐标，从而创造和提升企业价值。
中国农产品出口可持续性问题近年得到理论界关注，考虑到国别层面目的国市场属性和市场地位的广泛差异，笔者选择我国农产品最大目的地日本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生存分析法考察其出口可持续性，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研究发现：第一，日本市场的平均生存率要高于中国农产品出口总体及中美农产品出口生存率，日本的进口依赖、传统市场地位、地理区位及产品运输方式是主要影响因素；第二，不同属性产品对于日本市场的适应性存在较大区别，单段出口关系更加稳固；第三，基于日本高关税壁垒及特定的非关税壁垒所引致的厂商可变和固定成本、利润边际变动，小规模、低生产率厂商贸易关系更容易中止；第四，从出口深化看，三分之二的幸存关系贸易量得到增长。基于此，笔者提出通过推广代工模式、扩大外资引进及紧密产业垂直联系、解决流动性约束等途径帮助占出口比重一半以上的小微农业企业发展壮大，将有助于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的生存率提升及进一步深化。
为了揭示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工业资本配置效率总体趋势和行业差异影响因素的影响，笔者用改进的Jeffrey Wurgler模型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0年间，我国工业资本配置的总体效率趋好，但此次金融危机及其救市措施对本阶段我国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总体效率的提升产生了干扰，资本配置效率也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行业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则表明，金融危机后，行业资金周转水平与技术创新能力对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到了加强；行业的对外开放度对其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方向由负面变正面，其影响程度也得到了加强；而行业的市场结构与产出水平的影响则由显著变为不显著。以上结果释放了比较复杂的信息：我国部分工业行业存在着“过度投资”现象；市场奖励了高效率的行业；政府的救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些结构性问题，使得一些低效率的大中型企业和占比较大的行业得到了资金，进一步扩大了产能。根据研究结论，笔者阐述了必要的政策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