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采用中国内地29省份、257个地级市在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科技投入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环境效应。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计算的城市地理距离生成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使用SLM、SEM和SDM三种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来引入空间关联，并充分控制其他影响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因素，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会显著地增加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对工业废水排放并无显著影响，说明FDI对大气质量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城市政府的科技投入能够显著地弱化FDI的负向环境效应，进而实现地区经济向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此外，研究结果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存在性，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工业污染排放量呈倒U型趋势。
现代预算制度的产生发展历程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如影随形，预算是政府治理和制约政府权力扩张的重要工具，是给权力戴上“紧箍咒”的重要载体。现代预算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有，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一国经济政治制度的演进而发展的。笔者在梳理中西方预算制度成长脉络的基础上，分别分析驱动中国及西方现代预算制度不断成长和完善的主要因素，发现促进现代预算制度萌芽及发展的驱动因素存在较大差别，但近年来驱动预算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因素则趋同，主要表现为预算理念的转变和发展。这说明，尽管早期中西方现代预算制度发展的驱动力及路径不一致，但随着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建立，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动力及方向应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借鉴西方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我国应重视社会公众在预算过程中的作用，推进各项预算渐进式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提高预算技术水平以推进绩效预算和中期预算改革，实现绩效和可持续预算理念的转变。
近年来，出于“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双重激励，地方政府热衰于出让土地。然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得土地出让行为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影响，即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本身也存在竞争效应。本文构建理论模型，从“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两个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竞争效应，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2003—2013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和实证结果表明：（1）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之间存在“土地引资”的主动性竞争和“土地财政”的被动性竞争；（2）由于政治晋升的激励，同省份城市之间“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的竞争程度大于异省份城市之间的竞争；（3）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是盲目的，“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的竞争程度受本地区特征和其他地区特征的影响，且地方政府越重视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引资”的竞争程度越小。
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运用恰当的模型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进行有效评估及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诸多模型中，KMV模型被视为一种较为成熟的信用风险量化评估技术，该动态模型不仅可以依据历史数据进行调整，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笔者选取了2010—2015年间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运用KMV模型计算出每个商业银行的违约距离，随后通过面板数据对于影响违约距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国有银行相对于非国有银行而言其信用风险相对较低，而商业银行的总不良贷款率、贷存比以及资产规模对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国有银行之外的其他银行的信用风险问题，切实提高非国有银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同时也需要控制其不良贷款率的高低，降低其对信用风险的不良影响。
笔者基于2009—2014年中国10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运用倍差法与面板门限回归等方法，分析了经济下行背景下跨区域经营对银行盈利能力、风险水平和综合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在GDP增速放缓的前提下，跨区域经营有助于提升城市商业银行的收益水平，并且其盈利能力随着同业业务所占比重的上升而提高；总体而言，跨区域经营增加了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但开展同业业务较多的银行的跨区域经营战略却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综合考虑银行的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盈利能力和流动性等因素时，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城市商业银行绩效的提高，但上述现象在同业业务占比较高的银行中并不明显。笔者的研究为新常态时期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监管当局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提出了政策建议。
鲜有文献对比分析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差异，笔者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分别以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为研究对象设定回归方程，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城乡差异分析。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在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具有负效应，该负效应随着收入增长率的提高而减弱，而老年抚养比所产生的正向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在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老年抚养比所产生的负效应随着收入增长率的提高也表现为倒U型关系。经测算，城镇人口抚养比变化能解释其储蓄率上升的92%，而农村老年抚养比变化能解释其储蓄率下降的85%。结论表明：我国居民储蓄率的持续走高源于城镇地区居民储蓄率的不断上升，其人口根源为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持续上升。
笔者以2009—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公司变更审计师、支付异常审计费用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上期被签发非标审计意见且本期变更审计师，其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区分审计师变更类型发现，审计师同级变更能够传递审计师独立性削弱、会计信息透明度下降等负面信息，预警信号更强烈。上期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且异常审计费用较高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区分异常审计费用的方向发现，上期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且支付了正向异常审计费用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更低；负向异常审计费用可能反映了公司具有较强的谈判和议价能力，负向异常审计费用并未降低会计信息透明度。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审计合谋领域的文献，为监管层加强对公司异常行为的监管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投资者解读公司异常行为提供了警示信息。
对于过高的异常审计费用，主要存在成本、租金两种解释。成本论认为，过高的异常审计费用原因在于审计师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证实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租金论认为，过高的审计费用体现了审计师对客户的经济依赖。笔者建立了异常审计费用理论模型，考虑了成本、租金两因素在异常审计费用中的作用，并利用中国审计市场的2002—2013年经验证据证实异常审计费用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异常的审计费用具有持续性，无论是过高的异常审计费用，还是过低的异常审计费用。在过高的异常审计费用中，主要由成本构成，租金只占少量的比重，并且Big10中的异常审计费用中租金要比非Big10多。在稳健性分析中，笔者也利用Big10变更到非Big10、非Big10变更到Big10的数据，证实了过高的异常审计费用主要由成本构成。此外，研究发现中国审计市场存在初始审计折扣行为，但折扣幅度不大。
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框架下，笔者构建了包含制度要素的多地区两部门的经济理论模型，阐明了经济体产出增长率决定于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认为制度质量的提高，制度对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的影响程度的增强，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随之本文采用2000—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市场分配资源程度、国有化程度和腐败程度作为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利用混合回归、动态面板回归以及面板分位数回归三种不同的计量实证方法，探究了制度变迁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混合回归和动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市场分配资源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正，国有化程度、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负；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不同的区域，这些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相比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提高中西部地区市场配置资源力度能更大程度地促进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的国有化经济成分对区域经济的抑制作用要比东部地区严重，腐败对所有区域的经济增长均产生了负作用，但程度不同。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失衡正在深度调整，新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不断加快，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调整自身发展战略以适应全球形势的新变化。笔者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变的动力机制，并结合大量最新的实际案例分析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个性化需求、新型生产模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依赖传统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空间被压缩的同时，我国向先进制造模式转变、围绕需求变化实现创新发展的难度很大；不加选择地盲目跟从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可能会陷入新一轮引进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和技术设备的追赶陷阱。基于上述分析判断，笔者认为发达国家倡导的先进制造模式并不完全适应于我国发展实际，我国需要立足自身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现实需求，确立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进步方向和路径，寻求人才、机器、信息的最佳匹配，构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新型制造业体系。
笔者整理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出口规模相关研究，发现现有研究结论与国际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汇率弱相关”特征吻合。第一，从统计显著度来看，时间序列的加总估计结果不确定，但面板数据估计大多发现本币升值导致出口显著减少，并且数据越微观结果越稳健。第二，从经济重要性来看，在那些发现本币升值对出口有显著负面影响的研究中，出口汇率弹性普遍不大。时间序列的估计结果在统计上不确定的可能原因包括：数据质量不高、实际汇率和实际出口额的度量偏误、汇率内生性、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差异性以及加总偏误等。出口汇率弹性普遍不大的原因包括汇率不完全传递、出口国供给缺乏弹性和进口国需求缺乏弹性等。
政治关联的影响力往往仅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效应，然而这一事实却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笔者以2007年至2014年的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异地任职和银行贷款双重维度，从独立董事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政治关联的地域效应。研究结果揭示：本地政治关联显著降低了独立董事异地任职的数量、高低和比例，而异地政治关联则对独立董事异地任职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本地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取银行贷款，而异地政治关联对银行贷款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以上经验证据反映出政治关联影响了独立董事监督功能的发挥，且政治关联效用的发挥会受限于地域因素。为使得独立董事降低代理成本、保护投资者利益功能的充分发挥，笔者认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大清理政治关联独立董事的力度，在破除政治寻租的过程中将地域因素考虑在内，适度考虑采用异地任职的方式以减少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大数据挖掘展现的关联客体信息缔造了崭新的现代商业模式，但大数据的痕迹可追溯性、预判性等特征内嵌隐含的敏感数据及分析缺陷严重侵害了公众隐私，助长了数据预判偏误与独裁的风险。本文以大数据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组织调整与治理结构视角，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探讨大数据商业挖掘顺势构建过程中大数据公司实现理性繁荣的组织与制度基础。研究发现，组织调整与治理结构的配套支撑是大数据公司智领商业实践前沿的基石。业务性质、依赖关系、协调收益以及成本的权衡决定了大数据部与关联组织的调整式、计划式、标准化协作策略，实现了大数据技术人员的高度整合。信息权让渡成本与决策权转移成本的权量支配大数据部的权力流向，形成大数据部与关联组织权力配属的良性状态，是组织运转的有效支撑。专业委员会、独立董事以及监察员的三维治理体系是推动大数据公司治理层引领公司大数据发展，规范公司大数据应用的治理层保障。
管理者差别化地对待下属会在组织内部形成差序氛围，这种氛围下组织资源配置的非对等特点以及身份认同的“偏移”效应会改变组织内社会空间，也会对员工心智和行为倾向产生影响。笔者对组织差序氛围与员工漠视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职场排斥和组织自尊在其中的作用。基于服务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组织差序氛围能够强化员工职场排斥感，进而弱化其组织自尊，导致员工出现漠视行为倾向。其中职场排斥感在员工感知组织差序氛围的后续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排斥感除了对员工漠视行为有直接影响外，还能通过降低组织自尊的方式对漠视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基于此，笔者认为：管理者应注意拓展组织内信任对象和实施公平的管理，以营造组织内部公正氛围，并通过强化员工对自身工作价值和重要性的认知，提升员工的组织自尊；完善对组织和团队工作的整体设计和发展职场友谊，减少员工的受排斥感，进而推动员工打破沉默，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