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2002—2014年统计数据,从瞄准精准度、政策精准度、效果精准度和外力精准度四个维度对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靶向精准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瞄准精准度方面,被救助对象的瞄准精准度较低,覆盖面充足性不足（绝对人数、占比、环比三项呈下降趋势）；（2）政策精准度方面,政策供需匹配精准度不一,主客体匹配不完善；（3）效果精准度方面,“低保”标准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但“低保”制度对“低保”人群收入有拉动作用；（4）外力精准度方面,“低保”制度获得良好的经济环境支撑,但法律环境、信息环境等匹配度不高。研究认为,我国应提高城市“低保”制度的靶向精准度,建立修正的多维贫困指数对贫困群体进行精准救助；建立家庭运行标准,切实解决“保障不足”的问题,提高救助效果；建立“一窗式受理系统”,提高政策精准度；加强法律和信息环境建设,提高“低保”制度外力精准度。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时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策略性行为的性质、特征以及演变趋势等。研究显示东部地区之间税收互动行为最为显著,中西部地区强度逐渐减弱。东部地区在地理距离临近省份之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表现为互补策略,而营业税表现为替代策略,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省份之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表现为替代策略,营业税没有体现出策略性行为；中部地区在地理距离临近和经济发展相似省份之间的策略性行为表现一致,即增值税没有明显的策略性行为,企业所得税表现出替代性策略,营业税表现出互补性策略；西部地区在地理距离临近省份之间,所得税和营业税采取互补策略,在经济发展相似省份间则没有显著的策略性行为。因为地区间税收竞争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流动性资源,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流动性资源与税负的联立方程组,对本地税负、临近地区税负与流动性资源的互动效应进行了研究,结合东中西部地区各自显示出的税收策略性行为,发现东中部地区税收策略行为对吸引流动性资源具有一定的效果,而西部地区效果不显著,因此东中部地区的税收策略性行为相对理性、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而西部地区表现出的税收策略性行为可能是非理性、盲目的税收竞争。
随着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营改增”全面实施。北京是继上海之后第二个进行“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城市,这项改革对北京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状况产生怎样的影响,面对营改增带来的不良反应,北京市政府和各产业部门又应当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去应对,这些都是需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根据营改增行业差别税率或统一税率设置了四种模拟方案,选用CGE模型为政策模拟工具,分析了在不同方案下营改增对北京市产业发展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全面实施“营改增”给北京市宏观经济发展带了积极影响；设置6%和13%两档增值税税率,能降低商品平均价格,改善北京市就业和投资状况,促进第二、三产业的进出口,是对北京市最有利的改革方案。
P2P网贷是当今中国互联网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类运营模式。网贷平台频频发生提现困难,甚至违约跑路,突显出平台高投资收益背后隐藏的高风险。如何帮助投资者识别P2P问题平台的潜在风险特征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笔者从网络上搜集到861家样本平台,并从平台运营基础、平台高管背景、资金实力、平台收益和管理费用、风险控制能力、网民舆情6维度整合14个平台经营特征指标,采用二元变量回归模型分析陷入提现困境的P2P平台区别于正常平台的整体风险特征,以帮助投资者有效识别问题平台和运营良好平台,在获取相对高收益的同时也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笔者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可依据五个维度的风险特征识别P2P平台是否陷入财务困境,具体的维度包括平台的运营基础、平台高管背景、平台收益率、风险控制能力和网民舆情。
互联网金融是在ICT技术优势推动下发展的金融新业态,以高效、便利、开放、普惠的崭新面貌展现于世。新业态所内嵌的不确定性注定其发展充满分歧,无法形成共识的焦点集中于理性评价互联网金融的功过是非、客观认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理念、前瞻预测互联网金融的影响程度及如何有效监管互联网金融。展望未来,发展互联网金融理应坚持利大于弊的前进方向,不可因风险事件的扰动而动摇；技术创新理应成为互联网金融的重点,更新完善技术是互联网金融竞争力的创新源泉；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银行业构成立体式、多方面的冲击,但短期内互联网金融难以改变传统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防范风险与刺激创新构成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主干,需要实现机构性的外部分类监管、行业自律管理和负面清单监管相融合。
2003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导致省级政府普遍建立省联社体制,实施对农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不仅缺乏产权基础,违背法人治理基本规则,而且不利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2012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省联社要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职能”的改革方向。目前社会上的主流观点是将省联社改制为金融控股公司,以实现其淡出行政管理,这实质上是强化了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有损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不是改革创新而是历史倒退。笔者认为,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的方向是将其改制为金融服务公司,不仅有利于实现省级政府、省联社、农村信用社的互利共赢,而且更有利于强化省联社服务职能,推动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当前,可优先在已经完成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省份进行省联社改革试点。
笔者对国际三大会计学期刊1994—2014年所发表文章及其引文进行科学知识图谱研究。通过自动聚类视图分析和时间线视图分析,将西方会计研究以可视化的知识图谱的方式进行分析。通过知识聚类分析,将西方会计研究划分为17个研究领域,并归纳和分析了每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议题内容。通过报告和分析高被引文献、高突现性引文、高中介中心性引文、高Sigma值引文,笔者报告了西方会计研究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研究进程中转折点式重要文献、联系不同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当前会计研究的热点领域分别是研究市场反应、财务报告、信息披露、会计舞弊、财务报告环境、盈余管理等相关议题。基于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展望西方会计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基于国际视角研究不同制度背景对会计的影响、研究盈余重述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研究会计信息与企业资本成本。
笔者结合我国国家审计风险的特点,运用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从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审计环境等方面对国家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国家审计风险与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审计环境因素显著相关。在审计主体因素方面,审计人员素质能力越强,审计人员结构越合理,审计方法越恰当,审计管理水平越高,国家审计风险越低,其中审计人员素质能力对国家审计风险的影响水平最高。在审计客体因素方面,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越完善,财务状况越良好,管理水平越高,国家审计风险越低,其中内部控制完善性对国家审计风险的影响水平最高。在审计环境因素方面,政府干预程度越小,经济发展越落后,法律法规越完善,国家审计风险越低,其中政府干预程度对国家审计风险的影响水平最高。这一结论丰富和深化了有关国家审计风险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成果。
［摘要］基于现状、关系和影响路径视角,笔者梳理了外商研发投资（FRDI）和东道国市场创新绩效相关文献。研究发现：（1）行业层面,在华FRDI 依次“偏好” 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注册类型层面,在华FRDI 依次“偏好” 中外合资经营类、外商独资类、外商投资股份类和中外合作经营类企业。（2）在华FRDI与东道国市场创新绩效双向互动,东道国和母国的一系列相对特征都会影响作为“促进论”重要诱因的“技术溢出” 现象。（3）FRDI会对东道国和母国产生“研发增加”和“研发转移” 两种客观效应,两者的权衡导致两国市场创新绩效提升存在“可以并存”和“零和博弈” 两种情况。（4）“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的研发投资会显著／不显著抑制“零和博弈”局面的出现,东道国与母国“研发增加”的现象初显。
本文是在当代农业的生产效率快速提高、农业生产环境不断恶劣的背景下,研究农业生产工人在保护健康方面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往文献中对工人在保护健康方面的道德风险问题主要是从保险合同的角度来考虑。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工人在采取防护措施以保护健康时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尽管使用企业提供的防护设备被证明能够显著降低工作环境对健康的危害,但由于使用防护设备努力的成本由工人承担,同时由此带来的受益无法被工人独享,所以农业工人采用防护设备的努力水平低于最优水平,因此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本文通过研究美国猪肉生产企业数据,验证了在存在雇用关系的企业中确实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其工人佩戴防护设备的概率比不存在雇用关系的企业中的工人低10%；由于工人生病带来了边际劳动生产率下降,雇主为了应对道德风险,在实践中采用了激励合同来激励工人进行防护。我们的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
消费者愿意采纳推荐吗？这是网商成功应用推荐系统的关键。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现有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共同影响推荐采纳意向。但哪些与推荐系统相关的因素影响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现有研究分析不全面,缺乏理论基础。基于此,笔者结合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与技术接受模型,构建了购物网站服务质量、推荐系统质量和推荐信息质量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推荐采纳意向的影响模型。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数据。研究结果表明：购物网站服务质量、推荐系统质量和推荐信息质量通过中介变量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最终影响推荐采纳意向；推荐信息质量对推荐采纳意向的总效应最强,其次为购物网站服务质量,最弱的是推荐系统质量。此研究成果推进了推荐系统在营销领域的研究进展,拓展了信息系统成功模型与技术接受模型在网络购物环境下的应用,并对网商改善其推荐系统有指导意义。
不同类型融资约束,可能会使企业产生不同的质量选择行为。现有文献研究了融资约束与企业质量行为的总体效应,而没有基于我国独特的金融市场结构进行异质性分析。笔者以一个随机抽样调查的企业样本,探讨了不同类型融资约束对于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融资约束,对企业产品质量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约束对企业产品质量具有显著负效应。因此,正规金融约束能够提升企业的产品质量激励,而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约束,则会降低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努力。基于这一发现,笔者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大面向民营企业的正规金融服务,缓解其资金压力的同时也对其产品质量行为产生外在约束,进而提升其产品质量水平。同时,规范非正规金融市场发展,降低企业的总体融资成本,使得非正规金融能够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起到正向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