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同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双重转型。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构成中国财政制度变迁最重要的制度环境。笔者将财政制度变迁置于中国经济转型这个制度环境下进行研究，沿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路径，分析财政制度变迁的背景和内容、绩效和问题，揭示财政制度变迁和中国经济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总结财政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并根据变迁逻辑对未来财政制度改革的重点和方向进行分析和展望，指出下一步财政制度改革要从具体的技术制度层面以及价值层面去构建一个由规范财政收入一翼的现代税收制度、规范财政支出一翼的现代预算制度以及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所组成的现代财政制度，并要实现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到匹配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变。
建立有效的信用风险评估体系是防范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基础性工程。鉴于当前外部评级机构独立性较差以及学术界对该领域的探索仍显不足，有必要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兼顾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的评级体系。为此，笔者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包括经济发展、财政收支、债务负担、体制环境四大要素的内部评估体系，以及新的要素权重确定方法和评估思路。利用该评估框架，对我国省级政府信用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广东、江苏、浙江、北京、福建、山东、上海七省份政府信用风险较低，黑龙江、陕西、广西、甘肃、贵州、青海信用风险较高。最后，提出了完善地方政府信用评估体系的若干建议。
根据环境政策分析与评估的一般模式，笔者对我国污水排污费政策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评估。结果表明：污水排污费政策筹集污染治理资金、调节污染者行为、改善水环境质量的功能并未完全实现；污水排污费政策没有明确水环境质量不退化的政策目标；目前以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主要特征的污水排污费已经偏离了以庇古税原理为理论依据的真正定位；污水排污费政策自身设计没有遵循污染者付费原则；排污费费率“一刀切”的管理体制导致不公平、不合理和低效率；污水排污费相关信息不对称，资金机制违背污染者付费原则，过多的监督核查手段导致政策成本过高。根据以上主要结论，同时结合环境保护税即将开征的现实国情，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明确水环境质量不退化的保护目标；明确环境保护税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分区域、分行业制定税率；实施规范的排污许可证制度，确保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准确无误。
随着P2P网络借贷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借贷关系中的歧视现象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笔者运用“人人贷”平台的借贷数据，从借贷双方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P2P网络借贷中是否存在由地区间收入水平不均衡引发的地域歧视现象。结果表明，P2P网络借贷中存在明显的地域歧视，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贷款人倾向于向高收入地区的借款人提供资金，而不愿贷款给低收入地区的借款人；其次，低收入地区的借款人倾向于设定较高的利率以获得贷款，高收入地区的借款人则会设定较低的利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域歧视现象存在异质性，具体来说,低学历、低信用、低认证数量、高借款金额借款人受到的地域歧视较为明显，而对高学历、高信用、高认证数量、低借款金额的借款人的地域歧视不甚明显。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盛，众筹模式得到了快速发展。作为中小企业融资新方式，众筹模式满足了市场需求，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期待。笔者创新性地将价值共创理念引入众筹研究中，运用价值共创评价指标体系对众筹项目融资可得性进行初探分析；基于“点名时间”众筹平台上的项目数据，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授权、期望一致性对融资可得性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感知控制负向影响融资可得性，转变行为对融资可得性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融资目标额、公告数量、支持次数、价格档位对融资可得性有显著影响；重复支持、粉丝数量、评论数量、发起人已发起项目4个解释变量对融资可得性影响不显著。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并对后续研究进行展望。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货币错配的问题。基于此，笔者以2005—2014年为研究样本期，在分析我国货币错配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以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为切入点，研究了货币错配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结论如下：（1）我国的货币错配程度在2005年之后呈快速上升趋势，且在2009年第1季度达到峰值4926%，之后又快速下降至38%左右并在之后整体保持稳定，与样本期内我国汇率变动情况基本一致。（2）我国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与货币错配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且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货币错配都是产出水平及物价水平变动的原因。（3）货币错配对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和产出效应的影响既有方向上的不同，在解释力度上也有较大差别。最后，笔者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会计信息质量和产品市场竞争作为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投资效率都具有重要影响，但两者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理存在差异。笔者以2001—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会计信息质量和产品市场竞争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越高，投资效率越高；产品市场竞争水平越高，公司投资效率越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会计信息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弱，产品市场竞争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抑制现金流被滥用导致的过度投资以及融资约束限制导致的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产品市场竞争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替代作用也存在。
笔者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政府经济干预、上市公司管理层过度投资及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依次进行假设检验。研究表明，政府经济干预与公司的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府经济干预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并且受到过度投资的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公司控股性质在其中介作用中具有调节效应，即相比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政府经济干预对国有控股公司的过度投资影响更大，因而对其公司业绩的影响也更大。笔者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政府经济干预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和经营状况造成的后果，从而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经济发展对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以促进我国经济在转轨时期的健康有序发展。
经济增速换挡的驱动力之一来自供给侧“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判断“刘易斯拐点”非常重要。笔者通过显示数据观察发现：即使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处于二元经济阶段，“刘易斯拐点”却已发生。从资本劳动匹配的视角计算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的产业转移与劳动力之间的协调性，论证“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结果发现：并非中国所有区域都进入“刘易斯拐点”，其中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出现，资本深化加剧，产业转型和产业转移同步；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加速，“刘易斯拐点”也已出现；东北地区“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劳动力净流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原因不同，前者是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化解产能过剩，后者则是加速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新增资本的配置效率不一样。为了更好地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发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转移，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同时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资本劳动配置效率。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相互演进的关系一直以来是金融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成为我国改革进程的一个核心议题：监管机构如何有效防范违规创新并且正确鼓励、引导合规创新。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笔者将监管机构对合规创新的激励机制纳入分析框架，研究金融创新与激励型监管在相互博弈中的策略选择问题，并且借助理论建模和数值模拟两种方法来分析二者的“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博弈结果，在一种情形下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在三种情形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其中的一种情形是最优的演化稳定策略：金融机构合规创新，监管机构进行监管。研究认为，激励型监管可以引导金融机构策略演化为“合规创新”。在此基础上，通过设计合理的机制，例如完善处罚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建立对合规创新的激励机制，可影响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策略的选择，使双方的博弈向“合规创新，监管”的策略演化，从而有效地鼓励、引导合规创新。
房地产泡沫可能会造成银行系统危机，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往往会受到更大的负面冲击，因此对这一类泡沫进行单独的考察是有意义的。本文将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并随即发生银行危机的情形定义为恶性房地产泡沫。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可能造成恶性房地产泡沫的因素，并基于35个国家1981—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估计方程的回归方法检验了这些因素。这一检验的结果显示，较低的实际利率水平和较高的货币供给增速是解释恶性房地产泡沫出现的显著因素，而人口增长、城镇化发展等衡量刚性需求的因素对恶性房地产泡沫的产生没有解释力。基于该回归结果，本文认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恶性房地产泡沫产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政策意义来说，考虑到恶性房地产泡沫可能造成的巨大系统性风险，我国应当避免以货币宽松的方式来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通过专利公开以产生专利技术溢出，是专利制度促进技术知识传播进而鼓励创新的重要方式。专利技术溢出既能产生社会收益也会造成私人成本。笔者基于1993—2009年中国微观专利数据，以同技术领域前年度专利申请平均公开时间作为专利技术溢出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专利技术溢出对专利私人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技术溢出对专利私人价值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同领域专利技术溢出的负向影响随着技术领域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在规模较大的技术领域中，企业专利技术溢出的负效应强于高校技术溢出；企业、高校、个人分样本回归表明，专利技术溢出对企业专利私人价值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高校、个人专利则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专利技术溢出的负效应在市场化导向更强的专利中更为显著。专利技术溢出程度与专利高度、宽度、保护强度密切相关，专利制度设计应与我国经济、技术发展阶段相适应，在鼓励研发和鼓励技术知识传播两个社会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本文以企业中的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工作倦怠对于知识型员工组织承诺的直接影响及职场灵性和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以及职场灵性对于员工倦怠和组织承诺之间的调节作用，以便于从职场灵性的新视角为企业解决员工倦怠和组织承诺之间的矛盾找到突破口。研究结果表明，职场灵性的工作意义感和团队联系感两个维度对组织承诺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工作倦怠的情绪耗竭维度和成就感低维度对组织承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并且职场灵性对工作倦怠与组织承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的价值在于突破现有对于企业工作倦怠和组织承诺等员工行为的研究界限，从职场灵性的角度为企业提供新的思路。笔者建议企业要高度重视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倦怠问题，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关注员工的心理需求，提升员工的工作意义感，加强员工团队联系感来培养知识型员工的职场灵性，进而达到调节员工工作倦怠与组织承诺之间矛盾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