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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

徐玉德；杨晓璇；刘剑民

2019, 0(11): 3-16.

地方主要官员变更引致的财政支出波动会对地方经济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笔者以2006—2016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官员变更引致的财政支出波动及其对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变更会显著影响当地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财政支出对企业系统性风险存在积极和消极双重效应，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系统性风险受到财政支出波动的影响较小；提高城镇化水平有利于缓解企业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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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

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产品出口的异质影响研究——来自北京市出口的经验证据

耿纯

2019, 0(11):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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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使用北京市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产品层面的出口数据，研究了2014年年底国家上调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对出口的影响。通过将退税率未做调整的产品作为控制组，倍差法的实证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产品出口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退税率上调没有增加纺织品服装类产品的出口，而对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产品层面的回归结果表明，上调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使该类产品相对于其他产品的出口额平均增加402%，政策效果明显。结合中美贸易战背景及2018年下半年我国上调出口退税率、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退税进度等举措，笔者认为，应形成“整体退税率与经济情况相适应，行业退税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相配合”的出口退税率设置；加强监管、防范出口骗税；在WTO框架内，灵活运用出口退税政策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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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

加强金融监管能否促进企业“脱虚向实”？——来自2006—2015年上市公司的证据

马思超；彭俞超

2019, 0(11): 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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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利用2006—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和银监会公务员招聘公告数据研究发现，加强地区金融监管对非金融企业从事虚拟经济（持有金融资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监管增强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供给渠道，即缩减融资软约束企业的信贷从而减少非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而实现的。笔者的政策建议在于，针对信贷流向实施更加指向性的金融监管政策将能够更有效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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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

银行竞争、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周安

2019, 0(11): 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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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银行竞争环境下影子银行效用与信贷成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做了理论推导，并分析了银行竞争与影子银行之间的关系及其阻碍货币政策传导的机制。文章选取国内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7年数据，对银行竞争与影子银行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一是中国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度不断提升，银行竞争促使影子银行规模快速攀升，实际社会融资规模提高；二是银行竞争越强，信贷成本越低，影子银行效用越高，影子银行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冲击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具有周期性递减的特点；三是影子银行规模的提升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具有实质性影响，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缓释作用可能引发流动性陷阱。最后，得出相关启示：通过引导差异化经营等方式降低银行业竞争成本与弱化同质化竞争，通过强监管政策抑制影子银行规模的大幅攀升，对存量影子银行规模采取稳中有降的指导政策，逐步降低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缓释作用，保障货币政策产出函数的预期一致性，防范经济进入流动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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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

无形资产价值创造与法律归属不一致问题探究——来自专利数据的证据

黄夏岚；鲁方帆

2019, 0(1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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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分析OECD专利数据库中的国际合作数据，对照世界主要国家在专利的国内发明外国所有和海外发明国内所有数据，发现无形资产的价值创造与法律归属不一致的现象广泛存在。欧美发达国家在专利的跨国流动和利用全球研发上都体现出卓越的能力，特别是其全球研发布局能够实现在价值链分配上的巨大获利。由于专利价值与法律权属的绑定，中国在越来越多地成为欧美国家海外研发机构地的过程中，就会因为无法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价值而导致税收利益受损。按照BEPS提出的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理论，分配无形资产的收益将会给中国这样价值创造地国家带来税收利益上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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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

股权激励与过度投资：激励力度的门槛效应

孙凤娥；田治威；陈丽荣

2019, 0(11): 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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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股权激励能够缓解代理问题，达到抑制过度投资的目的，但实证中，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却存在诸多分歧。笔者以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主观感知的激励力度视角出发，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过度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股权激励力度的管理层持股水平、管理层货币薪酬水平以及企业业绩，均对股权激励的过度投资抑制作用存在单门槛效应；只有在管理层持股水平低于门槛值、管理层货币薪酬水平高于门槛值、企业业绩(净资产收益率)高于门槛值时，股权激励才能有效发挥其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为设计更好的激励机制，笔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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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

人工智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提升？

黄旭；董志强

2019, 0(11):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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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怎样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提升？通过拓展世代交替模型，构建传统物质和人工智能两部门生产模型，笔者发现：若政府不控制人工智能部门规模，长期经济发展会陷入停滞。在人工智能技术外生给定的情况下，若政府对人工智能企业征税，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福利的U型增长。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国家比以资本密集型企业为主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奇点跨越。为实现经济快速跨越奇点，政府可适当增加人工智能的资本投入，减少传统物质的资本投入。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国家，在初始阶段应对人工智能尽量少征税，鼓励其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后再提高征税水平，以资本密集型企业为主的国家应控制人工智能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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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

收入不平等与税收政策偏好——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李子联

2019, 0(11): 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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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形下，税率提高的再分配政策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制定和实施取决于不同经济主体从中所获利益的大小以及各自博弈能力的强弱。一般而言，这一政策由于更有利于中低收入者，因此会得到这些群体的支持，但却遭受到高收入者的反对。就中国的现实而言，长期以来所实施的“效率优先”式的收入分配政策催生了“先富群体”。这些高收入者，抑或既得利益者因拥有强势的博弈能力而使其收入获得了“螺旋上升式”的增长，自然也就成为了阻扰个人所得税相对税率提高的潜在群体。这就使得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形下，个人所得税的相对税率多年来不仅没有提高，相反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或者说，税收政策并未对最高收入群体形成有效的调节，相反却对中间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抑制作用。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缓解收入不平等，应及时有效地提高税收免征额和应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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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企业OFDI能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产能治理视角的实证研究

曹献飞；裴平

2019, 0(11): 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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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治理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笔者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OFDI治理产能过剩的作用机制，然后利用大样本的企业微观数据，结合马氏距离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了企业OFDI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OFDI显著提升了产能利用率，且所得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滞后性稳健检验后依然成立；分样本比较分析发现企业OFDI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因企业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其中国有、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及投资于发达国家企业OFDI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显著大于民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及投资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继续鼓励企业OFDI以化解产能过剩，分类做好企业对外投资的合理引导工作，并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便利条件，从而在微观上提升企业经营效益，在宏观上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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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责任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关系：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王艳子；李洋

2019, 0(11): 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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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型领导风格重视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负责任行为给下属塑造了学习的榜样，逐渐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热议的领导风格。已有文献侧重于探究责任型领导对员工积极工作行为的影响机理，尚无探究责任型领导是否有效降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作用机制问题。笔者基于社会学习理论，通过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责任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偏离行为的作用机制。通过对215份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分析表明，责任型领导既能直接抑制员工工作偏离行为，也能通过员工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降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较高的领导正直度不仅强化了责任型领导对员工道德认同的正向影响，而且也强化了员工道德认同在责任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偏离行为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即领导正直度越高，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越强。研究结论为领导者如何给员工树立学习榜样、提高员工道德认同进而有效抑制员工工作偏离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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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中国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及其空间分布的动态演进

彭树宏

2019, 0(11): 11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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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是经济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导致长期区域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及其演化将会影响到未来地区发展格局。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核密度分布、重心测度及其耦合模型等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对1985—2016年期间中国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及其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化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地区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演进呈现出每隔十年一个阶段的起伏波动特征，当前处在下降周期阶段，其空间分布的极化趋势明显，呈现出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马太效应”，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地区和城乡差异明显；（2)中国人力资本重心的空间变迁经历了1985—1992年的循环往复阶段、1992—2010年的东南迁移阶段和2010—2016年的向西迁移阶段，人力资本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耦合程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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