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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

林光彬；车广野

2021, 0(4): 3-13.

财政问题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保障因素，是形成国家统一政治意志的经济基础和主要手段，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支柱之一。中央财政本级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的占比问题主要取决于政治、经济、管理三方面的因素，尤其是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及财政经济管理能力。笔者总结中国近70年的历史经验，提出在和平时期中央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45%～55%为适宜区间。在这个区间内，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可以不做调整，但可通过调整中央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资产、国有资源上缴国库的利润比率区间来稳定中央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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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

地方政府债券银行：理论逻辑、实践基础与实现路径

刘锐；龙小燕

2021, 0(4):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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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在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下，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空前加大，专项债务风险逐渐显现，债务管理模式亟需改进。为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风险管理、适应地方政府债券项目融资需求、丰富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与流通市场，从长期发展来看，应成立专门的地方政府债券银行，以固化专项债务管理制度，强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市场化约束。本文依据地方政府债券债务风险管理和项目融资的理论逻辑，设定地方政府债券银行的实现路径，并提出地方政府债券银行治理框架和总体构想，以促进形成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市场化融资的约束机制，推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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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

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

史建平；张绚；黄超

2021, 0(4): 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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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使企业主体不能充分准确地预测、识别各种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从而使微观企业的预期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离。通过研究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的影响，本文发现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越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而且向最优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速度越慢。进一步地，金融监管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企业不确定性规避和金融中介不确定性规避这两个路径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本文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主管部门制定金融监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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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信用评级的有效性

张广婷；金晨；沈红波

2021, 0(4): 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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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债市场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信用评级未能同步反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这阻碍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良性发展。本文采用地级市的城投企业有息债务之和除以公共财政收入衡量地区的隐性债务风险，研究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城投债信用评级以及信用利差之间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1）城投债发行时，信用评级未能有效反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越高，信用评级降低信用利差的作用越弱;（3）进一步采用信用评级残差的方法度量信用评级的软信息，证得软信息能显著降低债券发行利差，但随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提高，软信息降低信用利差的作用减弱。本文的研究成果表明，当前城投债信用评级体系尚不完善，无法及时反映发债主体风险水平，且不断增加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对信用评级降低信用利差的作用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不能过度依赖低融资成本的城投债，不断扩张其债务规模。优化债务结构、打破刚兑才是长期可持续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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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

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选择：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毛新述；岳新瑜；李紫阳

2021, 0(4): 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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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选择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从收入与费用（成本）相配比、主观不确定性、超额盈利能力等维度在理论层面分析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选择，并采用事件研究法及实证模型检验直接减值测试法的合理性。研究发现，市场对于发布现行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相关政策呈显著的消极反应，且有商誉组和高商誉组的市场反应更为明显；实证模型显示企业计提商誉减值与“洗大澡”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正相关，而与反映其经济实质的超额盈利能力变动额不存在相关关系，表明上市公司存在利用直接减值测试法随意计提商誉减值的可能性，现行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有待完善。本文的研究为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选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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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

大股东股权质押会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水平吗？——来自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周艳坤；汤泰劼；支晓强

2021, 0(4): 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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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00—2018年中国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大股东股权质押是否会影响企业环境治理水平。研究发现，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股权质押后为了规避因企业环境治理不善可能带来的控制权转移风险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治理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现象在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后进行的环境治理投资确实会显著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从而达到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的目的。上述主要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环境治理提供了来自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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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钟海；胡燕子

2021, 0(4): 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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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1985—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选取能源消费强度、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门槛变量，研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发现：（1）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2）当能源消费强度高于门槛值时这种影响显著为负；当能源消费强度低于门槛值时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此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会促进经济增长。当城市化水平低于门槛值时，这种影响显著为负；当城市化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影响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高城市化水平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会促进经济增长。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门槛值时这种影响不显著；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门槛值时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会促进经济增长。（3）上述的非线性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存在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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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基于品牌联合类型的解释策略选择对消费者评价新产品影响机理研究

孙国辉；刘培

2021, 0(4): 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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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根据品牌联合类型选择恰当而有效的解释策略获得消费者对品牌联合推出新产品的积极响应能够在提升市场竞争力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既往有关消费者对通过品牌联合推出新产品反应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合作品牌间的匹配性、关联度、紧密度及合作品牌各自的知名度等品牌自身因素考察品牌联合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缺乏关于联合品牌促销宣传策略选择如何影响消费者对新产品评价方面的探讨。笔者基于概念组合理论和信息加工流畅性理论，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实证根据品牌联合类型所选择不同解释策略影响消费者对新产品评价的差异性及其内在机理。实验结果表明：对于类别相似的品牌联合，属性解释策略更有利于提升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评价；对于主题相似的品牌联合，关系解释策略更有利于提升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评价；在品牌联合类型与相应解释策略选择对消费者评价新产品的交互影响过程中，信息加工流畅性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从选择解释策略揭示消费者对联合品牌响应内在机理的尝试性探讨以及得出的结论是对品牌联合理论研究的一种有益拓展，丰富了选择联合品牌解释策略和消费者评价联合品牌新产品方面的现有文献，为企业如何依据品牌联合类型选择其解释策略以及提升消费者对新产品好评等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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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战略激进度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袁蓉丽；孙沛楠；李瑞敬

2021, 0(4): 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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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市公司为其董事和高管购买责任保险的积极性不断增加，关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经济后果问题也逐渐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但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大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具体行为影响的研究上，尚无关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如何影响企业战略激进度的研究成果。笔者以2003—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阶段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以及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影响企业战略激进度的过程中媒体关注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发挥的调节作用和非效率投资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降低企业战略激进度。在媒体关注度较低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更为显著。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以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从而降低战略激进度。本研究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理论的边际贡献是将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经济后果的探讨拓展到企业战略激进度领域，通过证实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战略激进度,揭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论丰富了有关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之经济后果和企业战略激进度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文献，为管理层、投资者、监管者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治理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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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风险网络视角下中国城市间房价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李政；王雪杰；刘淇

2021, 0(4): 11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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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风险网络视角出发，以我国69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波动率为研究对象，运用LASSOVAR模型构建城市间房价波动溢出网络，在此基础上考察房价波动总体溢出和方向性溢出特征，分析不同等级、不同区域城市间房价波动溢出效应，并探讨城市间强房价波动溢出结构。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城市间房价波动溢出效应显著存在，并且各城市房价波动溢出水平的变化范围大于溢入水平。同时，房价波动溢出水平较高的城市，其溢入水平也普遍较高；溢出水平较低的城市，其溢入水平差异较大。第二，一二三线城市的房价波动溢出水平依次降低，而且一线对二三线、二线对三线城市的溢出水平均高于反方向溢出，不同等级城市的房价关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第三，东部城市的房价波动溢出水平最高、溢入水平最低，西部城市正好相反。此外，同区域城市间房价波动溢出强度不一定大于跨区域溢出强度。第四，我国城市间强房价波动溢出网络具有显著的“无标度特性”和时变特征，东部城市、二线城市具有较强的强房价波动溢出能力，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二线城市强房价波动溢出能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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