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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税收
  • 财政税收
    马海涛;曹堂哲;彭珮文
    2022, 0(11): 3-16.
    2018年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开展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试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了各有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虽然实践先行,但尚未就评价的理论、逻辑和指标框架达成共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的推进,影响到了评价结果运用和质量效益。笔者通过系统梳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的相关文献,提出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的“财政运行行为-政府预算功能”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阐明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关键评价指标,分析了当前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展望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的优化路径,即推动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全覆盖、健全指标和标准体系、开展专项监测与评价、完善评价机制、加强评价结果长效运用、强化激励约束等。上述建议为凝聚共识,全面开展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和路径。
  • 财政税收
    陈少强;覃凤琴
    2022, 0(11): 17-25.
    生态补偿是我国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实施的一项改革举措,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生态补偿财政政策,但学术界对生态补偿的财政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研究财政生态补偿必须结合中国国情,笔者尝试从国家所有者和公共管理者的“双重身份”视角展开研究。政府是国家所有者的代表,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赋予了政府财产权利,政府以自然资源所有者身份向国有企业征收部分红利,以探矿权、采矿权等非税收收入的形式向部分开采企业征收探矿权、采矿权使用金,并通过财政补助和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国家生态安全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社会管理者身份赋予了政府公共权力,政府应承担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监督管理等职能。沿着这一逻辑,本文总结了我国财政生态补偿的实践,并提出今后要着力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 金融保险
  • 金融保险
    许荣;李延胤;方明浩;张俊岩
    2022, 0(11): 26-38.
    万能险产品结算利率是否过高是当前保险政策监管与市场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大都是从理论层面探讨万能险产品利率制定,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基于我国56家寿险公司2014—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寿险公司经营模式、资金需求和风险承担能力等多个保险公司层面特征实证研究影响我国寿险公司万能险产品结算利率定价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保险公司经营模式与万能险产品结算利率的定价显著相关,偏向资产驱动型经营模式的寿险公司对万能险产品结算利率的定价更高。(2)寿险公司万能险产品结算利率与其在金融市场资金需求程度正相关。(3)风险承担能力强的寿险公司偏向于发行高结算利率的万能险产品。此外,保险公司的退保率、审计质量和员工学历结构等其他公司特征也可能会对万能险的结算利率产生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认识万能险结算利率制定与潜在的金融机构资金需求以及风险管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帮助监管层和实务界更好地认识到万能险的保险属性有可能受到保险公司金融市场融资需求的影响甚至扭曲。
  • 金融保险
    孙夫雄;谢翔;熊平;梁嘉欣;彭畅
    2022, 0(11): 39-51.
    股票停牌是基于提高信息披露程度、抑制股票剧烈波动、消除信息不对称等目的所采取的机制,但个股的停牌行为存在随意性以及其复牌时间不确定性的问题,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较大的损害。本文研究从股票波动中挖掘停牌的内在规律,提出了基于预训练模型的股票停牌预测机制。首先预训练模型学习A股上市公司股票停牌的共性特征,然后通过预训练模型参数的迁移学习获得个股停牌的特征,进而构建特定个股的停牌预测模型。实证分析选取2 539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多个深度学习组合模型,选择以TADM(TCNAttentionDense Model)网络结构作为预训练模型具有较好的总体预测效果,在此基础上个股的迁移学习模型表现出更强的样本识别能力且误报率更低。研究发现,虽然诱发个股停牌的因素很多,但仍能从股票波动中预测停牌事件。研究成果为投资者规避停牌风险、减少投资损失或利用个股停牌实现收益最大化等提供借鉴,并可为监管机构对停牌趋势做出前瞻性判断,对宏观调控和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 财务会计
  • 财务会计
    宋衍蘅;毕煜晗;文雯
    2022, 0(11): 52-64.
    高管纵向兼任有助于大股东更好地监督上市公司(监督效应),还是更方便给大股东输送利益(掏空效应)?本文采用200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审计决策视角探究了高管纵向兼任的经济后果。实证研究发现,高管纵向兼任发挥了“监督效应”:审计师减少了存在高管纵向兼任公司的审计投入、降低了审计费用、更有可能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机制检验表明,高管纵向兼任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发挥了良好的监督效应,进而影响了审计决策。拓展性研究显示,高管纵向兼任对审计决策的影响在大股东控制力较弱样本中更加显著;相比于总经理兼任,董事长纵向兼任对审计决策的影响更强;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高管纵向兼任对审计决策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拓展了高管纵向兼任的经济后果和审计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完善公司治理体系亦有借鉴意义。
  • 财务会计
    丁鑫;陆阳;杨忠海
    2022, 0(11): 65-76.
    本文基于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监管处罚公告的数据统计,研究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公告对连锁董事公司分析师预测的影响以及分析师声誉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发生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后,分析师对其连锁董事公司的盈余预测准确性显著降低。明星分析师发挥负面的调节效应,与非明星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预测准确性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引发资本市场对连锁董事公司的负面反应;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盈余预测的正向偏差显著增大,与非明星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盈余预测的正向偏差更大;分析师包括明星分析师与非明星分析师对连锁董事公司盈余预测的负向偏差无显著变化。本文不仅丰富监管处罚的溢出效应研究,对于防范资本市场中潜在的金融风险,提高分析师声誉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启示。
  • 理论经济
  • 理论经济
    罗浩;周延
    2022, 0(11): 77-88.
    在第一支柱养老金降费和养老金替代率逐年走低的大背景下,维持经济增长与减缓养老金替代率下降成为现阶段提高社会福利的重要课题。本文构建世代交叠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对总和养老金替代率等变量的影响。通过数值模拟得到结论:高水平的第一支柱缴费率将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保持现有第一支柱缴费比例24%,同时引入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缴费率在4%~26%时,能使总和养老金替代率达到75%~82%。并且,该模型还表明提高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缴费率将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逐步降低第一支柱养老金缴费率并加快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有助于提升总和养老金替代率。
  • 工商管理
  • 工商管理
    武志伟;殷明
    2022, 0(11): 89-101.
    劳动力市场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隐性互惠偏好能够导致雇佣关系中互惠行为的发生,但现有文献缺乏对这种互惠行为触发条件和影响因素的深入研究。笔者通过双边礼物交换实验检验了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中互惠的触发机制以及影响互惠关系的因素,并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实验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稳健的互惠行为倾向,但在不同条件下双方的互惠程度存在差异;损失风险下雇佣双方互惠的触发需要二重条件,既需要赠礼水平的提高,也需要互惠能够提高自身收益;雇主和雇员交流的效率会影响互惠程度的变化;重新匹配有利于雇主和雇员在新的雇佣环境中采取更为主动的互惠行为;雇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于互惠程度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本研究拓展了劳动雇佣关系中关于互惠行为的学术探讨边界,研究结论丰富了劳动雇佣关系和互惠偏好理论方面的相关文献,对于通过互惠机制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摩擦问题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工商管理
    周洲;周丹琪;冉戎
    2022, 0(11): 102-114.
    笔者基于第三方声誉惩罚理论,利用2010—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2013年出台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对企业银行借款的影响及其机理。检验结果证实: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是由公权力担任执行者的第三方声誉惩罚,提供了声誉惩罚的“公共品”,提高了社会诚信水平并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借款。这种第三方声誉惩罚措施还能够通过两条路径对企业银行借款产生正向影响:一是第三方声誉惩罚增加了企业失信的声誉成本,减少了企业失信行为,提高了企业声誉;二是第三方声誉惩罚能增强企业信用意识,使企业更加重视并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借款。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第三方声誉惩罚效果在不同企业中存在差异,企业风险水平越低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第三方声誉惩罚对企业银行借款的影响也越显著。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在提高企业银行借款的同时减少了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改变了企业融资结构;即使设立第三方声誉惩罚退出机制也不会弱化其对企业银行借款的作用。本研究首次从第三方声誉惩罚视角实证检验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对企业银行借款的影响,丰富了有关第三方声誉惩罚理论以及企业银行借款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文献,为政府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第三方声誉惩罚对企业融资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 区域经济
  • 区域经济
    张莉;黄伟
    2022, 0(11): 115-128.
    现阶段,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供需矛盾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土地资源的配置亟待优化。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及各级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法规来缓解土地要素市场的扭曲,探索建设用地指标跨省域调剂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基于2018年在东部八省和西部“三区三州”地区试点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政策,本文试图回答:建设用地指标的跨省域调剂是否对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该政策促进了指标调出省份和指标调入省份的人均GDP增长,且对指标调出省份经济的提振作用更明显。这说明优化土地要素的空间配置可以同时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双赢”的政策效果。此外,土地指标调出省份获得的土地调剂资金有效发挥了减贫效应,指标调出省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本文的结论为进一步推进建设全国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提供了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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