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通过构建包含财政政策反应函数的成分GARCH模型测度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推断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不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则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企业创新决策是长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鼓励企业选择增加创新的决策，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企业选择推迟创新的决策。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权属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无差异。

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紧迫性凸显健全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外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均为“收入导向型”。笔者从地区异质性和极值情景、信用等级迁移矩阵、评级结果区分度的区域分析、各地区发行利率和利差统计等角度论证了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从“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的必要性。继而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构建起“支出导向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并以500个地方政府作为样本，从省、市、县三个行政层级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理区域层面实证分析得出由“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结果将有所抬升，大幅度缩小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评级结果的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在债券市场融资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以2022年为基数，可节约2721亿元融资成本），进而导致全国地方政府融资格局的改变，更好地发挥债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本文构建开放经济下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显示在外部冲击下，利率、汇率和最终目标高度相关。以理论模型为基础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探究，发现其政策权重受消费者、生产者和中央银行的行为等模型参数的影响。进一步构建货币状况指数(MCI)，其权重不仅取决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利率平价参数等的变化，还依赖于最优货币政策参数的变化。根据1992—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最优货币政策参数为1182 3，意味着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是逆周期操作的，且赋予经济增长以更大的权重；估计出MCI的权重为0786 7，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1%相当于实际汇率下降079%，实际利率变动的影响弱于实际汇率。最后本文研究表明货币状况指数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目标变动的先行指标。

家庭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其收入、消费以及资产配置行为会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社会医疗保险如何影响家庭资产结构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建立包含健康风险与健康保险的理论模型，研究工作阶段与退休阶段健康风险以及城职保对个体收入序列、消费序列及资产序列的影响，并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损失概率、损失程度、免赔率以及城职保运行成本会降低个体收入和消费，增加工作阶段资产并降低退休阶段资产；企业承担比例会促进收入、消费增加，降低工作阶段资产并增加退休阶段资产。其次，运用2015—2019年的CHFS数据进行检验，基准回归证实了健康风险会降低家庭的收入、消费，提高工作阶段资产水平并降低退休阶段资产水平，城职保则会对收入和消费的下降进行弥补，但会降低工作阶段资产水平并提高退休阶段资产水平，上述关系会伴随时间发生变化，但总体影响方向不变。联立方程回归则发现家庭当期资产与当期收入呈现正相关，与当期消费负相关，从而健康风险与城职保可以促进家庭资产结构的动态演进。最后，本文提出要促进基本医疗保险进一步整合，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规范，可以对不同的参保人群设置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

本文主要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股权激励契约中业绩评价方式选择的影响。根据监管要求，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须披露其行权条件，包括业绩指标及其评价方式等信息，据此可以获得上市公司是否采用相对业绩评价的显性信息。基于此独特数据，本文实证检验发现，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其股权激励契约行权业绩考核采用相对业绩评价的概率正相关；并且当会计信息可比性较高时，采用相对业绩评价的股权激励对公司研发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还表明，当公司面临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较为严格时，会计信息可比性对股权激励契约相对业绩评价使用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果意味着会计信息可比性有助于提高股权激励契约的有效性。

伴随经济社会、行为预期、人口特征的转变，主观生存信念已经成为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库与2018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数据，应用寇尔法、伐尔法和指数法刻画、测度出我国中年居民存在主观生存信念悲观。本文基于模糊性将居民主观生存信念悲观这一现状引入消费决策模型，得到稳健最优策略的解析解。我们发现：主观生存信念悲观抑制居民消费，同时，客观死亡率、无风险利率和边际财富效用权重均对居民消费策略产生影响。本文为我国居民消费率不足的成因提出新的视角。

数字化转型程度关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具有其内在规律性。笔者基于企业委托代理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以2010—2020 年中国Ａ股非金融行业和非信息产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有效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曲线呈正U型，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其风险承担水平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而当企业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阶段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开始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通过关键变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效应完成;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研究基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管理创新和企业风险防范相关领域的现有文献，有助于为政府推行数字经济以及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县域经济是我国实现城镇化发展的主战场。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数据代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突破统计数据受制于行政区划的空间限制，获得空间一致且跨时间可比的县域经济衡量指标。这不仅可避免因使用统计数据可能导致的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还可以同时分析“撤县设区”对县（市）和市辖区的影响，为“撤县设区”的研究提供更细致完整的图景。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无论对被撤并县（市），还是对原市辖区的经济发展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尽管“撤县设区”能够促进县域企业吸收更多人力资本，但却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固定资产净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撤县设区”改革不能显著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