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通过构建包含财政政策反应函数的成分GARCH模型测度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推断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不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则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企业创新决策是长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鼓励企业选择增加创新的决策，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企业选择推迟创新的决策。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权属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无差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区域协调发展出发,提出了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是引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纲领。为此,借助空间杜宾模型,立足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文尝试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如何对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选取京津冀13个城市,借助2008—202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高-高”和“低-低”的集聚现象;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溢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城市相邻与否作用效果异质性显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研究践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基于网络爬虫挖掘东方财富股吧中个股的发帖文本,搭建卷积神经网络和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特征融合模型(LSTM-CNN),对样本股的股吧发帖文本进行情感识别,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标并分析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实证发现,当期投资者情绪对下一期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投资者情绪高涨加剧了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不同市场环境下,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熊市状态下投资者情绪对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小、股权集中度较低、卖空限制大、公司所在地市场化水平低的样本公司中投资者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我们发现股票流动性是投资者情绪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投资者情绪视角来解释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理,丰富了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认识。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用Python文本分析技术来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Kim和Verrecchia（2001）［1］的方法测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这种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中更明显，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部分替代内部治理水平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其次，利用工具变量法、熵平衡匹配、反向因果识别等来缓解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潜在的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最后，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进行实地调研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本文的研究结果解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资本市场中微观主体信息有效性研究，还为更好地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检验证实：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笔者依据相关公司治理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资金支持、内部控制水平、技术升级中介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以劳动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为代表的要素密集程度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劳动调整成本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将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性等相关理论原理尝试性地运用于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从一系列检验诸多相关要素的有机联系上证实了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改善ESG表现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程度关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具有其内在规律性。笔者基于企业委托代理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以2010—2020 年中国Ａ股非金融行业和非信息产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有效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曲线呈正U型，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其风险承担水平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而当企业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阶段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开始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通过关键变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效应完成;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研究基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管理创新和企业风险防范相关领域的现有文献，有助于为政府推行数字经济以及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预算绩效管理是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必由之路,更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笔者以政府治理能力的内涵为切入点,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探讨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影响政府治理能力的内在逻辑,论证了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所取得的预期成效,提出了“双动力”“内外力”和“三方面”三条路径来提高政府经济、政治和社会民生治理能力,为我国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指引,助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呈现出财政纵向失衡的典型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体制安排与激励设计，既要保证中央权威又需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财政纵向失衡的体制安排表明，中央政府在“赋权-控权”的过程中主导着财政体制改革方向，同时注重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寻求调动地方经济积极性与维护中央权威的动态平衡，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财政激励制度。然而，财政纵向失衡在激励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行为的同时，也会诱发地方政府的偏离行为，此时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和纠偏。合理解释财政纵向失衡安排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深入刻画中央财政控权与地方自主理性行为之间的动态博弈，是深刻理解中国式财政改革逻辑的关键。由此，未来推动现代化财政体制改革应延伸至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引导和重塑，由激励机制的单向逻辑走向治理权力的综合逻辑，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风险态度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主观、客观金融素养及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都会提高居民股票市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区分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群体发现,相比金融素养评价中肯家庭,过度自信家庭显著偏好参与股票市场。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总体上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自信偏差对股票市场参与和配置股票资产占比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风险态度强化了过度自信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深度的促进作用,但没有显著削弱自信不足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的交互作用对非农户籍居民、高收入家庭、低学历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会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强化居民的金融教育,同时提高投资者的风险认知水平,促使居民理性参与股票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地方债务水平不仅关系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同时也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使用中国284个地级市2013—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了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企业创新和政府信用在该影响机制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对不同地区、不同财政自给率水平的城市以及不同类型债务结构来说，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以上结果在进行调整解释变量、变更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标准、门槛效应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笔者据此提出转变城市发展思维，构建新型政府与企业关系等政策建议。

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紧迫性凸显健全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外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均为“收入导向型”。笔者从地区异质性和极值情景、信用等级迁移矩阵、评级结果区分度的区域分析、各地区发行利率和利差统计等角度论证了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从“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的必要性。继而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构建起“支出导向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并以500个地方政府作为样本，从省、市、县三个行政层级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理区域层面实证分析得出由“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结果将有所抬升，大幅度缩小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评级结果的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在债券市场融资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以2022年为基数，可节约2721亿元融资成本），进而导致全国地方政府融资格局的改变，更好地发挥债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本文构建开放经济下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显示在外部冲击下，利率、汇率和最终目标高度相关。以理论模型为基础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探究，发现其政策权重受消费者、生产者和中央银行的行为等模型参数的影响。进一步构建货币状况指数(MCI)，其权重不仅取决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利率平价参数等的变化，还依赖于最优货币政策参数的变化。根据1992—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最优货币政策参数为1182 3，意味着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是逆周期操作的，且赋予经济增长以更大的权重；估计出MCI的权重为0786 7，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1%相当于实际汇率下降079%，实际利率变动的影响弱于实际汇率。最后本文研究表明货币状况指数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目标变动的先行指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为有效监测我国资本市场与实体部门的金融风险溢出，本文通过TVPVAR模型测度了金融风险动态溢出指数和吸收指数，利用有向网络拓扑结构考察金融风险主要溢出路径和特殊时期演变规律，再基于TVPFAVAR模型实证研究宏观政策的金融风险溢出调控效果。研究表明，（1）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在2015年后增强，各资本市场与实体部门的风险溢出效应呈非线性。（2）在金融系统内，“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政府部门→企业部门”是主要的风险溢出路径，且次贷危机时期风险溢出效应显著增强，尤其是股票市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时期的风险溢出路径更为复杂。（3）从宏观政策调控效果看，次贷危机期间，提高货币市场利率、降低货币增速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风险溢出的调控效果更显著，而疫情期间，财政政策和外汇干预政策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上述结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近年来,中国家庭杠杆率的上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口老龄化可能对家庭杠杆率产生影响。理论推导表明,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会提升家庭杠杆率。实证分析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检验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为正。机制分析发现,老龄化导致低收入人群在面对住房需求和应对老龄化支出时,倾向使用住房抵押贷款以平滑生命周期消费,进而推高了家庭杠杆率。同时,本文发现家庭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养老抚幼双重负担,也是老龄化导致杠杆率攀升的潜在作用机制。此外,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在城乡类型和户主受教育水平差异,以及家庭小型化程度之间存在异质性。

研究GDP增长率的概率分布，可以掌握经济增长的可能范围和经济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决策者评估经济增长的风险和挑战，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本文基于分位数因子模型（Quantile Factor Models,QFM），从高维宏观经济变量中提取分位数因子，拟合以分位数因子为条件的GDP增长率概率分布。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分位数因子可为经济预测提供额外解释信息，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第二，样本期间条件概率密度拟合结果表明QFM对GDP增长率的短期预测效果较好；第三，对比以分位数因子为条件和以实际GDP增长率为条件的两种概率分布，分位数因子为条件的分布在经济受到冲击时不确定性增大。本文对GDP增长率分布预测的研究与传统的均值预测相比，能提供比较全面和精确的经济预测信息，为经济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研究提供新思路，为经济波动机制的深入理解提供支持。

伴随经济社会、行为预期、人口特征的转变，主观生存信念已经成为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库与2018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数据，应用寇尔法、伐尔法和指数法刻画、测度出我国中年居民存在主观生存信念悲观。本文基于模糊性将居民主观生存信念悲观这一现状引入消费决策模型，得到稳健最优策略的解析解。我们发现：主观生存信念悲观抑制居民消费，同时，客观死亡率、无风险利率和边际财富效用权重均对居民消费策略产生影响。本文为我国居民消费率不足的成因提出新的视角。

家庭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其收入、消费以及资产配置行为会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社会医疗保险如何影响家庭资产结构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建立包含健康风险与健康保险的理论模型，研究工作阶段与退休阶段健康风险以及城职保对个体收入序列、消费序列及资产序列的影响，并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损失概率、损失程度、免赔率以及城职保运行成本会降低个体收入和消费，增加工作阶段资产并降低退休阶段资产；企业承担比例会促进收入、消费增加，降低工作阶段资产并增加退休阶段资产。其次，运用2015—2019年的CHFS数据进行检验，基准回归证实了健康风险会降低家庭的收入、消费，提高工作阶段资产水平并降低退休阶段资产水平，城职保则会对收入和消费的下降进行弥补，但会降低工作阶段资产水平并提高退休阶段资产水平，上述关系会伴随时间发生变化，但总体影响方向不变。联立方程回归则发现家庭当期资产与当期收入呈现正相关，与当期消费负相关，从而健康风险与城职保可以促进家庭资产结构的动态演进。最后，本文提出要促进基本医疗保险进一步整合，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规范，可以对不同的参保人群设置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

子代技能溢价使子代工资率在高技术部门人力资本门槛值处跃升，为将子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至预期门槛值处以获得最大的效用，大多数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少数子女天赋较低的高收入群体和子女天赋较高的低收入群体）会在子女教育方面进行额外的支出。数量-质量权衡下，该群体的生育率低于其余群体，且对子女教育额外支出越高的群体，生育率越低。同时，子代技能溢价程度的提高会提高该群体占比，这不仅会降低该群体的平均生育率，也会降低社会平均生育率；一般情况下，子代人力资本门槛值的提高也具有与上述相同的影响，但如果子代技能溢价程度很低或者子代人力资本门槛值很高，该群体占比会降低、社会平均生育率会提高，不过该情况现实中极为罕见。因此，在合理降低人力资本门槛值、适度降低技能溢价程度的同时加大公共教育投入，能够成为提高生育率的有效政策选择。

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有赖于由员工心理契约违背中介完成并受制于员工权力距离的调节。笔者基于组织公平理论,构建了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机制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此基础上以590份来自对中国大陆企业普通员工问卷调查的有效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领导权变奖励与员工职业承诺之间的关联。检验结果证实:企业领导权变奖励显著正向影响员工职业承诺;员工心理契约违背部分中介作用于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对员工职业承诺的影响;员工权力距离既与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的关系负相关,也反向调节此间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尝试性地将员工心理契约违背和员工权力距离等相关变量引入对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关系模型的实证检验,揭示了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对员工职业承诺的相关影响机理,从领导奖励层次与员工职业承诺的关联上扩展了组织公平理论的应用边界,丰富了有关公司内部治理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经营管理中制定科学合理的奖惩条例和处理好企业领导与员工的干群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财政支出效率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升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所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合作,均需要沿线城市通过大量的地方财政支出给予支持。那么,进入该倡议体系的沿线城市是否存在一种内生动力,其财政支出是否变得更加有激励性？该政策冲击是否增进了财政支出的效率水平？笔者希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揭示地方政府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效率是否显著,是否有助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高质量投入。我们将此倡议的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全国272个地级市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政府财政支出随机前沿面的影响效果,并识别了其中的影响机制。